商业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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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既有研究提出的“流通数字化”(杨水根,2022;郝爱民,2022)概念有所不同,本文所指数字化流通是数字经济孕育下的流通新形态、新模式,既包含传统流通的数字化转型与改造,也包括已颇具规模的各类新兴电商和互联网生产、生活服务数字平台的流通活动,是数字产业和流通产业的融合。将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2017)中的部门对应,很容易明确从行业类属上新兴电商和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互联网平台不能直接划为流通产业,尽管如此,上述主体依然执行了促进商品和服务高效交换的流通职能。因此,流通数字化可能强调传统流通主体的数字转型过程,数字化流通则强调流通作为整体交换方式的数字化形态,而不管其主体为何。

(2)不同于刘家旗(2022)利用投入产出关联测度产业数字化增加值,本文借鉴其思路,先计算流通产业对其他产业的贡献度,再与流通产业数字增加值相乘,以此来反映数字化流通对其他产业的贡献度(其他产业对数字化流通的使用程度)。此处,我们假定了其他产业对流通产业的平均使用程度和对数字化流通的平均使用程度无差异。

(3)狭义流通的行业类属通常包括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流通产业用批发零售业代替,未包含交通运输服务业。

(4)因缺乏相应的价格指数数据,其余服务部门未被测算,该值缺失。

(5)目前各研究机构发布的国内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只更新到2017年,计算流通产业数字增加值的经济普查数据也截止到2017年,受限于这两个数据源,本文样本区间为2012—2017年。但是市场分割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刘志彪,2022;才国伟,2023),作为数字产业和流通产业融合的产物,我国数字化流通以网络零售为代表始于21世纪初,2016年开始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期,因此样本尽管存在时滞但仍能反映新近现实。此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重新构建指标测算了各核心变量,所选样本也延展到2021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准结果样本时滞的不足。

(6)具体商品分类为:食品类、饮料烟酒类、服装鞋帽类、纺织品类、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日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交通通信用品类、家具类、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品类、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类、燃料类、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类。

(7)该指数原始数据为1997—2019年,2019年后为外推值,将历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幅度作为预测2020—2021年度市场化指数的依据。

(8)对生产性对外贸易成本的度量以各省省会城市到海岸线的距离来表示,其基本逻辑是生产性贸易成本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成本,近海地区文化传统具有开放性,对外贸易的优势条件得天独厚,为了避免数据在各年相同,本文用各省区市公路里程数进行处理,该值越大则贸易成本越小。对于人为造成的制度性对外贸易成本,最直观的衡量是关税税率,但是各国征收关税均是针对产品,我国各省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及国别数据尚没有详尽统计,此外现实贸易中非关税壁垒更为常见却无法精确度量。鉴于此,本文采用张永忠(2022)的研究思路,用出口贸易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粗略反映制度性贸易成本,该值越大则贸易成本越小。

(9)其基本思想仍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的估计方法:一阶段由两步构成,首先用处理变量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然后用中介变量对工具变量和处理变量回归;二阶段用被解释变量对由一阶段回归得到的中介变量的拟合值和处理变量进行回归。